放下你的鞭子是抗战时期最有名的秧歌剧！放下你的鞭子是抗战时期最有名的秧歌剧吗？

时光已然过去了将近八十年，那束过早凋零在太岳山上的兰花，是否还有人想起。

让人没想到的是，将近八十年后的今天，在东唐村王光烈士陵园，苏志乾的女儿苏燕林、女婿宁培文，亲手将盛满鲜花的花蓝，敬献在这位没有血缘关系的妈妈坟前。

这应该是爸爸曾经的遗愿，尽管他活着的时候，从来没有给孩子们讲过王光妈妈的故事。可孩子们记忆犹新的是，爸爸一生喜欢养花，尤其是兰花。

冥冥之中，是这兰花，把这份亲情凝结。

2022年6月29日，电影《红光》的首映式，在太原举行，在首映式现场，看着镜头里一个个年轻的既熟悉又陌生的面孔，苏燕林眼泪汪汪，父亲一生把深深的爱和沉沉的痛牢牢地压在心底，直到带到那个他们可以相见的世界。

王光，原名王连馨，小名兰香。1920年出生于山西运城稷山县一个贫苦家庭，从小被卖到地主家当丫头，受尽了折磨。后因不堪忍受虐待，从地主家逃了出来，小小年纪流落街头，后被好心人送到安邑县政府收容所。当时，运城中学教务主任吕程九，听到这个消息，急忙带着妻子宋明英，赶到了收容所。原来吕程九的姐姐结婚后，夫妇俩多年来一直没有生育，正打算抱养一个女孩。吕程九夫妇将小女孩直接领到姐姐家，没想到姐姐、姐夫非常喜欢，就把小女孩留了下来。由于孩子没有名字，他们便给她取名王连馨，小名兰香。

八十年代初，在县妇联工作的马转英、孙灵香受县妇联主席孙金风的委托，曾专门到运城拜访过王光的母亲吕玉卿，据她俩讲，吕玉卿住在运城市街中心，一个十分考究的大院里，院子里和家中种满了各种花卉，其中就有兰花。家里的陈设布置，一看就是那种大户人家。说起王光，老母亲不太清楚，可说起她的连馨，她的兰香，倾刻间眼泪汪汪，她说，当时怕王光跑了，就把她锁在对面的屋子里，可时间长了，怕孩子想不开，又不忍心，就把她放了出来，结果她还是跑了。她说，王光就叫连馨，说着怕她们弄不清那个字，还专门把馨字写了出来，让她俩看。临走时，她把她们带到了王光曾经住过的房间，还把王光小时候用过的梳妆盒和一把小梳子送给了她们。

从她们的描述看，王光的养父母王廷芳和吕玉卿，属于那种知书达礼的大户人家，要不把小兰香视如己出，疼爱有加。

吕程九早年曾留学日本，不仅学识渊博，而且开明爱国，有正义感。他非常喜欢小兰香的聪明伶俐，经常把她接到自己家里。在这个温馨的家庭里，小兰香开始上学了。进入学校的小兰香不仅学习非常好，而且品行高尚乐于助人。王廷芳、吕玉卿夫妇看在眼里、喜在心里。作为舅父的吕程九，最喜欢给她讲故事，岳飞的精忠报国，辛弃疾的慷慨悲歌，文天祥的至死不屈，于谦的忧国忘身，在她幼小的心灵里扎下了根。“九一八”事变后，东北沦陷，华北危急，每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都把抗日救国为己任，吕程九更是义愤填膺、血脉喷张，他经常给小兰香讲“国家兴亡、匹夫有责”的爱国道理，教导她努力读书，长大后报效国家。

1936年，16岁的王连馨考入运城女子师范学校。教国文的班主任张吉辰是个进步青年，他经常给学生们讲抗日救国的道理，并向学生们推荐了大量的进步书刊，在这样的氛围里，王莲馨对国、对家有了更深刻的认识，革命的种子在她心里生根发芽。

1938年3月，侵华日军攻陷运城，女子中学被追解散。为躲避战乱，王连馨随养父母一起来到了猗氏县（今临猗县）罗村的一个亲戚家暂住。当时，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府驻扎在罗村，罗村的抗日救亡活动搞得轰轰烈烈。连馨在这里生活，不可避免地受到感染，她那颗早已按捺不住的心，终于跳出了心房。从此，她义无反顾地投入到了抗日宣传中，她和大家散发传单，张贴标语，逐村逐户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。母亲见她天天跑得脚不沾地，就劝她说：“一个女孩子，要多待在家里，何况现在外面这么乱，也不安全。”她把从外面听到的道理耐心地对母亲讲：“囯没了，家就没了，现在日本人已经打到了家门口，我们不积极抗日，就没有出路。”母亲说：“大道理我懂，可你的安全真让我牵挂。”

“放心好了，妈，我会照顾好自己的。”连馨面对母亲的多次叮咛，一直让母亲放心，可在那个特殊的时期，母亲能放得了心吗？

1938年9月，王连馨正式参加了八路军，并被安排在大众剧团工作。在剧团里，她是最活跃的一个，不仅会写、会编，还会演，经常同大众剧团团长苏志乾商讨工作，深得苏志乾的器重。她们经常深入周围各村，了解群众抗日救国的感人事迹和日本人的凶残本性，回来后，编写成短剧，搬上舞台演出，这种接地气的表演方式，得到了老百姓的欢迎。尤其是《放下你的鞭子》，连馨作为主演，演了一场又一场，让无数人感动落泪，不少青年在她们的感召下，报名参军入伍，走上了抗日战场。一时间，大众剧团在全县家喻户晓。

运城沦陷后，连馨的舅父吕程九一家，被迫迁往西安。在西安安顿后，他马上给姐姐一家写信，让他们选择到西安落脚。当时，连馨已加入了八路军大众剧团，当母亲委婉地告诉她舅父来信，让全家搬往西安居住后，连馨心乱如麻，一面是她最敬仰的舅父，一面是她刚刚走上的抗日道路。权衡再三，她选择了放弃。

接到消息的舅父仍不死心，她知道连馨是个可造之才，留在运城十分危险。于是又亲笔给她书信一封，劝她到西安继续未完的学业。全家搬走时，母亲特意雇了一辆马车，绕道大众剧团门口，把连馨叫了出来，劝她同全家一齐走。连馨又一次地回决了父母，她说：“我已经选择了这样的工作，选择了抗日，就一定要坚持下去，直到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。到时候，一定会去西安，同家人团聚的。”

母亲见实在劝说不了，便把为她去西安准备的一个包裹交给了她，并反复叮嘱她，一定要保护好自己。这是她们母女见到的最后一面。

2005年，已经81岁的王光表妹吕居娴回忆说：“我们离开罗村时，从村里雇了一辆马车，专门到剧团去接兰姐，劝她一起走。当时她们母女说了啥，已经记不得了，但表姐那清秀、恬静、端庄的脸庞和闪烁着智慧、坚毅、明亮的大眼睛，一直留在了我心里。我清楚地记得，我们已经走远了，表姐只剩下了影子，但她还站在那儿一动不动。”

1938年冬天，由于形势严峻，大众剧团解散散，集体转移到稷王山边区，王连馨和苏志乾被分配到稷王山边区委员会工作。在边委会，王连馨永远是最活跃的一个，她热情高、文化高、活泼开朗，每天晚上，都组织妇女识字班，宣讲革命道理。周围村庄的许多女孩子，在她的宣讲下，开始走上革命的道路。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，她和苏志乾互敬互爱，互帮互助，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，在他们的心中种下了爱情的种子。

1938年底，王连馨受稷王山边区委员会的派遣，前往乡宁县牺盟中心区党训班学习，学习期间，她同许多领导和同志有了广泛交流，对党的认识进一步加深。

1939年6月的一天，王连馨在稷王山根据地的南文村，在时任稷王山工委书记李承儒的介绍下，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为了纪念这个特殊的日子，王连馨将自己的名字改为王光。她说：“我们从事的革命事业，前途是光明的。作为一名共产党员，我要有一分热发一分光。”从此，革命队伍里，再没有了王连馨，而有了一个革命理想大于天的王光。

入党后的王光，负责罗村、翟村一带的抗日救亡工作，主要是发动妇女，参加革命。她不分昼夜地走东家、进西家，不停地在两村之间穿梭，给妇女姐妹们讲抗日救国的道理，讲共产党的主张，教唱革命歌曲。鼓励姐妹们勇敢地站出来，冲破封建家庭的束缚，投身革命的洪流。在她的努力下，两个村的妇女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，受到了边区党委的表扬。

1939年8月，由于叛徒出卖，位于临猗县大闫村的联络点遭到破坏。王光临危受命，到大闫村执行任务。她深夜来到村书记的家中传递消息，却无法脱身。情急之下，她让战友王敬文的母亲，帮自己煎掉长发，换上男装，才得以走脱。

1939年秋天，经党组织批准，王光与时任212旅54团二营指导员的苏志乾结为革命伴侣。结婚后，他们忙于各自的工作，常常是聚少离多，但二人始终信仰坚定，目标一致，情投意合。

1939年12月，阎锡山发动了“晋西事变”。动用晋绥军向山西新军发起全面进攻，为保存革命有生力量，新军212旅整体向沁源县太岳抗日根据地转移，负责地方工作的王光，被编入212旅民运大队，一同到达了沁源县。

1940年1月，党组织选派王光到武乡县蟠龙镇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（简称抗大）太行分校学习。在抗大，王光几乎是个全才，她上过女子师范，文笔功底了得。她从小学受过苦，什么样的军事训练都难不倒她。尤其是她尊重老师、团结同学、乐于助人、刻苦学习和训练的优秀品德，让学校领导对她刮目相看，认定她将来一定是一个好苗子。并派她担任了女子七中队一班的班长。

抗大的条件十分艰苦，睡的是土坑，铺的是杂草，枕的是砖块，吃的是窝头。有时吃菜吃粮还得到几十里以外的村庄去背，每次任务下来，王光总是跑到最前头，和男同志一样肩背手提。

抗大毕业时，学校领导根据王光的表现，决定让她留校任教，对于大多数学员来讲，这真是一个好机会，可王光还是毅然决然地拒绝了。她对校领导说：“党培养我，是让我完成更加艰巨的工作和任务。作为一名共产党员，我不怕吃苦，不怕牺牲，我要到一线去实现自身的价值。”看到王光如此坚决的态度，学校领导批准了她的请求。

抗大毕业后，王光重新回到212旅，从事民运工作，负责部队军需供给。

1941年3月，王光被调至岳北区安泽县，继续从事民运和群众工作。有一次，部队急需一批物资，王光和一名男同志假扮夫妻，前往西安采购物资。

在西安采购物资时，却发现买物资的钱不够，返回的路费也没了。王光这时想到了在西安工作的叔叔，她曾听母亲讲过，西安有两个叔叔，一个在银行当行长，一个在报社当副总编。于是，她费尽周折找到了婶娘家，借了100块银元。

多年以后，王光的堂弟王德立讲述了这件事情的经过，他说小时候曾听母亲讲：“他二爸二妈抱养了一个女儿，名叫兰香。后来参加了抗日队伍，并当上了区长，为了掩护老百姓牺牲了。她曾经和一位男同志来过咱家，说是来给队伍上买物资，钱不够了，在家里吃了饭后，我妈借给她100块银元，当时她还打了借条，说这是革命纪律，临走时，我妈还送给她一件衣服。”可惜的是，这张借条，在文革中抄家遗失了。

1942年5月，王光被任命为岳南区冀氏县一区的副区长。当时的冀氏县抗日政府成立不久，县委书记张谦经过调查，认为冀氏县有三多三少，穷人多，富人少；外乡人多，本地人少；文盲多，识字人少。针对这一现实，冀氏县委要求安泽县派有经验的干部支持新区冀氏县的工作。王光到县委报到后，即到一区开展工作。当时一区辖孔村、风池、范寨、兰村、马寨、王村、李庄、辛庄、冀氏9个村，是全县施政难度最大的一个区，日伪军在府城、草峪楼设立炮楼驻兵，各村都在日寇的直接威慑下，已被迫成为维持区和半维持区。村民大都逃往大山深处的马寨沟各山庄。

王光到任后，在县武委会主任李书文的指导下，带领区干部深入各村，放手发动群众，建立党的基层组织，开展大规模减租减息、反奸清算运动。她常常同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，利用空闲时间教大家识字，深得百姓信任。

当时的红枪会活动比较猖獗，会首郭俊人在李垣村，但在各村建有分会，他们利用百姓迷信心理，宣讲入会者，“净”身后，学会咒语，每日早晨面对朝阳，念一遍咒，吸三口气，下咽丹田，再练武功。采七七四十九天精气，便可以炼成刀枪不能伤的金身铁骨。王光经过走访调查，只身闯入辖区内分会，破解了红枪会刀枪不入的神话。

同年10月，日军在冀氏县一区附近增设据点，妄图加强对抗日根据地的“蚕食”，驻地日军分队长佐木三郎扬言要在一个月内把一区变为“治安区”。为了粉碎敌人的阴谋，王光和冀氏县游击大队取得了联系，计划拨掉日军的这颗钉子。她同冀氏县游击大队副政委孙斌反复商量，最后确定了周密的行动方案。10月的一天中午，王光和孙斌带领三个班的战士，装扮成百姓办丧事出殡，提前把人和机枪藏在了棺材里，他们一行人，吹吹打打来到了岗楼前，在日军准备开棺检查时，发动了突然袭击，一举消灭了30多个日伪军，当场击毙了日军分队长佐木三郎，震慑了敌人的嚣张气焰。战斗中，王光不顾安危，冲在最前面，同鬼子拼杀，被同志们亲切地称为“铁娘子”。驻守府城的日军小队长，听到日军分队被全歼的消息后，暴跳如雷，发誓要找王光报仇。

历史是多么巧合。2020年10月，八路军研究会一行6人到安泽考察调研，他们的父辈，当年都曾经在太岳区安泽县生活和战斗过。其中一位叫孙春临的同行者，讲起了他父亲曾在冀氏县游击队的经历，父亲在世时，曾给他讲过带领冀氏游击队袭击日军据点的事，现在家中仍然珍藏着当年缴获的日军望远镜。而他的父亲，就是当年同王光一起袭击日军据点的冀氏县游击大队副政委孙斌。

1943年4月，由于工作需要，王光改任冀氏县四区副区长。四区是新开辟的一个区，辖东上寨、北孔滩、东唐村、官庄、司马、白村、郭都7个行政村。

王光到任后，主动配合区长冯光的工作，按照区党委的安排，在各村开展“双减”工作，并发动群众组建民兵武装。

当时，老百姓最缺的就是粮食，可一些地主把粮食都藏了起来，尽快解决百姓的吃饭问题，是开展工作的当务之急。王光经过摸底调查，从东西上寨、东唐村、桃寨村大地主尚新春的内弟刘光家中，挖出陈粮40多石，当即分给缺粮户渡荒，赢得了百姓拥护。

王光同时任区农救会主席的董肃一起，白天组织民兵开展训练，帮助群众开荒种地，夜晚举办夜校，讲述革命道理，积极动员妇女走出家门，冲破封建束缚，组织妇女为部队作军鞋。村里有位女同胞，婚姻被父母包办，自己不愿意，她得知后，多次上门做女方父母的工作，使她摆脱了封建婚姻的枷锁，实现了婚姻自由。

由于日本鬼子扫荡实行“三光政策”，太岳根据地屡遭烧杀抢掠，1942年扑天盖地旱灾和蝗灾，以及河南灾民的大量涌入，冀氏县境内生活愈加困难，大家都靠野菜、树皮、树叶充饥。为了渡过难关，太岳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，不仅开荒种地，还纺棉织布。王光和董肃一起带领妇女学习纺棉技术，还搞起了纺棉比赛，第一天就纺了四两棉花，累得第二天两臂都抬不起来，还是相互鼓励继续干。他们还向当地百姓学习织布染布，把柳树叶砸成糊，把白布染成草绿色，用草灰浸泡染成灰布，把开荒种地收获的玉米全部交了党费。

为了反击日军扫荡，王光和董肃率领四区的民兵，辗转在周围的深山、河谷，不断地袭扰日军，使扫荡的日军疲于奔命，却连她们的影子也见不到。

董肃老人在纪念王光的文章里说道：“王光同志，中等身材留着短发，经常穿件土布上衣，腰里扎着皮带，别着手榴弹，肩上背着挎包，里面放着笔记本和学习资料，总是一副朝气蓬勃信心百倍的样子。”

“1943年，我从沁源县调到冀氏县一区工作，和王光同志一起战斗一起生活，成了工作中的战友生活中的伙伴。她的文化水平比我高，工作中沉着、冷静有魄力，我时时处处向她学习，努力提高自己的工作能力。我们在艰苦紧张的日子里坚持学习，没有纸笔，就在地上用石头写字，没有油灯。就上山砍松油柴点上看书，一晚上下来脸上和鼻孔都被熏成黑的了。早上起来，你看着我笑，我看着你笑。冬天下大雪，我们就借着雪光在雪地里看书，把耳朵和手脚冻得又红又肿，大家看一会书，就起来不停地跺跺脚搓搓手。我们学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线政策，毛主席的论持久战、实践论、矛盾论和整风文件等。一次我坐在山坡上学习，把挎包挂在不远的树枝上，突然敌机来轰炸，我卧倒在一个坑里，等敌机走了爬起来一看，那棵树和我的挎包已被炸得无影无踪了。我们又气又恨，这些书来得多不容易呀！王光同志宽慰我说：‘那些书你都看了多少遍了，也记到心里了，你没事才是最大的庆幸。’”

“我们在组织民兵打游击的日子里，经常趁着夜幕从这道墚子转移到那道墚子，打得鬼子摸不着头脑，只得龟缩在据点里不敢出来。许多同志的鞋坏了就光着脚行军，脚经常被磕破扎破，影响了转移行军的速度。王光同志向群众找了些旧布条，夹着山草教大家打草鞋，打出的草鞋又结实又漂亮。一次急行军转移跑了几十里路，我和许多同志的脚都打起泡，到了宿营地，王光同志立即烧水给大家烫脚，并帮我挑水泡。她像大姐一样时刻关心着我。”

1943年10月，日军动用兵力2万人，采用“铁磙式三层阵地新战法扫荡”，对太岳革命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。扬言要变根据地为无人区，王光担任四区反“扫荡”总指挥。十月下旬的一天，刚刚从区里开完会，准备回去布置反扫荡工作的王光，在路上遭遇扫荡的鬼子，情急之下，她命令通讯员火速回村通知群众转移，而自己毅然开枪把敌人引向自己，在奔跑时，不幸被敌人击伤左腿。当时王光身上还有一颗手榴弹，准备关键时刻同鬼子同归于尽。眼看着鬼子来到了跟前，王光拉响了手榴弹，谁知手榴弹没有爆炸，王光不幸被鬼子抓获。

鬼子把王光绑在战马的后面，一路把行至辛庄村的大庙前，吊在一颗大树上。当日军小队长，从汉奸口中得知，他们抓到的就是抗日女区长王光时，竟激动地哇哇大叫起来，这个曾让他们无数次心惊胆战的女区长，竟然是个弱女子。他先是让汉奸对王光进行劝降，让王光当伪政权的新民妇女会长，可以骑洋马吃罐头，享受荣华富贵。

“呸，呸”，王光把一口吐沫，吐到了汉奸脸上。

“给你的主子说，要让投降，就先让他们滚出中国去。”

软的不行，来硬的。雨点般的皮鞭，落在了王光的身上，刹那间，浑身上下钻心的刺痛。皮鞭刚停下，王光便开始痛骂日本鬼子，脑羞成怒的日军小队长用刺刀割破了王光的脸颊，血顺着脖颈流到胸前，王光更加愤恨，痛骂声一声高过一声，穷凶极恶的日军小队长，上去割掉了王光的舌头和耳朵，疼的王光昏死过去，接着他们用冷水泼醒。清醒后的王光，两眼冒火，盯得敌人心惊胆颤，鬼子上去又把王光的双眼挖了出来，接着割下了她的鼻子。最后，灭绝人性的鬼子，用军刀割下了她的乳房，又用刺刀挑开了她的胸膛，挖出了她的心脏。一代巾帼女英雄，血溅山河，当场牺牲。

程普哉（时任太岳军区三分区襄陵大队政治指导员）、董好英（太岳军区三分区被服厂职工）子女程宝林、程宝荣等回忆：

“母亲董好英，山西稷山县人，抗战时期在太岳军区三分区被服厂工作，与王光烈士相识，她是王光烈士被捕与牺牲经过的最后见证人之一。生前，她曾多次向我们子女讲述过王光烈士牺牲经过这件事，令我们深受教育。

“1943年10月，日军向我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，为应对敌人的扫荡，上级单位制定了后勤一些部门采用化整为零活动的策略，我母亲所在的后勤被服厂也在其中。当时，她同大家一样，领取了一个星期的口粮（一点点少得可怜的锅巴）后，只身带着我们6岁的哥哥走上“跑反”（当时应对日军扫荡的一种称呼）之路。”

“10月下旬的一天，她在原冀氏县（今安泽县）杜村附近的山上碰到了熟人区长王光，随行的还有一个男通讯员。此时，她们二人刚从区里开完会，针对敌人的扫荡，准备组织当地群众进行转移。碰到我母亲后，俩人简单聊了几句，当她得知我母亲带着孩子单独活动的情况后，便建议让我母亲跟她一起行动。我母亲考虑到她当时有任务在身，而且自己身边还带着一个6岁的孩子，行动起来多有不便，怕会给她们带来拖累，便谢绝了她的好意，二人互道珍重后便匆匆分了手。之后，我母亲带着我哥哥沿着村边的小路上了山，而王光和那位同志向另一个方向走去。谁知，她们没走多远，便与扫荡的鬼子迎头相遇。事发突然，来不及多想，她们便与鬼子开了火。当时，她安排男通讯员回去报信，自己只身迎敌。终因寡不敌众，不幸受伤被俘。敌人将她五花大绑，押至村头的庙前。此刻，天色将晚，敌人架起柴火，轮番对王光进行了疯狂的严刑拷打和令人发指的残忍折磨……但是，任凭敌人使出浑身解数，王光始终坚贞不屈，不为所动。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誓死如归，捍卫人民群众利益的大无畏革命精神。穷凶极恶的鬼子恼羞成怒，竟先后残忍的割去王光的舌头、鼻子、耳朵，挖出了她的双眼……整整折磨了她一个晚上，却始终一无所获，最后，残无人道的将王光肢解。当晚，王光撕心裂肺的惨叫之声响彻在整个杜村的上空，闻之令人窒息。而这一切，均被躲在半山腰里的我母亲耳闻目睹，可想而知，眼睁睁的看着战友被鬼子残忍的杀害，而自己却又无能为力，我母亲当时该是承受了多么巨大的心理煎熬啊！我6岁的哥哥，从此以后，心灵遭受了巨大创伤，这创伤伴随了一生。后来，每当母亲讲起王光烈士英勇不屈，舍身取义的经过时，都垂泪不止，难以自拨，陷入深深的悲痛与怀念之中……而我们也无数次的受到了深刻教育。”

最早在村里走访的马转英、孙灵香回忆，她们在东唐采访时，还找到了当时掩埋王光烈士的三位老姓，并对他们进行了走访。据当时老乡说，是他们最早看到了王光烈士，还吊在树上血肉模糊的尸体，实在不忍直视。于是，他们慢慢的，把烈士从树上放了下来，找了一个地方掩埋起来。可惜的是，三位百姓，已经过世。而当时的采访记录，现在也不知所终。我们已无法知道这三位百姓的姓名了。

董肃在回忆里说：“她和区委书记董耀先同志带民兵多次寻找烈士的忠骨，可始终未找到。她爱人苏志乾同志来冀氏县也没找到。”直到多年后，王光烈士遗体才被找到，正式安葬。

王光牺牲后，中共冀氏县委、县抗日民主政府为王光烈士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，县委书记任明道同志号召共产党员、干部、民兵学习王光同志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不屈不挠的献身精神。太岳三分区政治部发出通报，表扬王光的英雄事迹，以“巾帼英雄、血溅山河”缅怀这位抗日女英雄。1947年，太岳二专署在翼城县烈士陵园为王光烈士立碑纪念。碑文写道：“冀氏区长王光，身虽女辈，然在反“扫荡”中，从未稍后，只身遇敌，因忠贞不移而遭剖腹。”

王光牺牲多日后，在太岳三分区政治部工作的苏志乾才得到了爱人牺牲的消息，刹那间如五雷轰顶，无法自抑，几度昏厥。结婚经年，俩人情真意切，聚少离多，谁知半年前一别，现已阴阳两隔。

解放后，苏志乾曾多次来到东唐，为王光扫墓，并协助当地，为王光烈士重新进行了安葬。据当时陪同的同志讲，他每次一到墓地，都无法控制自己，失声痛哭，在场的人无不落泪。这哭声里，有对妻子的思念，对未出生孩子的心痛，还有……都在老人的心里了。

多年来，苏志乾始终没有忘记王光烈士的母亲，每年都从自己的工资中，取出一部分，寄给王光烈士的母亲，替爱人尽孝。

苏志乾去逝后，孩子们才从老战友的口中，得知了她们还有一位烈士母亲，她们不明白的是，父亲从来没有告诉过她们。只是把深深地爱藏在他喜欢的兰花里。

2021年6月22日，以王光烈士为原型的电影《红光》在安泽县开机，苏志乾的女儿苏燕林、女婿宁培文专程从北京赶到开机现场，并在县四大班子的陪同下，瞻仰了烈士墓。

“青山有幸埋忠骨，少水无言悼英魂。”王光烈士短暂的生命历程，诠释了一名共产党员高贵的精神品质，树立了一座共产党人不朽的精神丰碑？。“天地英雄气，千秋尚凛然。”让我们永远记住她吧！王光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