卖火柴的小女孩教学反思简短，卖火柴的小女孩教学反思简短50字！

——张娟玲

“那时候，你爷打得不让上学……”只要爸爸一开口，我们就知道，他又要开始讲小时候上不起学的故事了。

听过太多遍，小侄子都能背出来了，我们也听厌了，就会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打断他。被打断的爸爸会有些许的不高兴，但转头就忘了。只是隔不了多久，他又会开始念叨，我们就又打断他，这样周而往复，几乎无穷无尽。

爸爸患了阿尔茨海默症。我们不是医生，但去咨询过医生，也查过不少资料，小妹还拿回过一种据说有特效的新药，只是看过药品说明上有可能发生的后遗症后，我们没敢给爸爸吃。

大妹本来是从国企内退后在太原干家政，因为担心爸爸一个人，专门回来照顾他。从小，因为父母要上班，妈妈奶水又不足，她是在奶母家长到五岁才被接回来的。我还记得她被强行接回家时陌生的、带着一点惊恐的眼神。

我从小在奶奶家长大，和妈妈也不像人家的母女那样亲密无间，但记忆里爸爸从来没有打骂过我。大妹却说，她常常挨骂挨打。我想，那是因为我比较乖，会不自觉地小心翼翼地讨好大人。而妹妹比较倔强，也比我聪明，会与父母斗智斗勇。大妹妹说不是，是因为她从小被送出去，没感情。她和奶母一家的感情，的确是比和父母深厚亲密，但爸爸老了，病了，却是她这个挨打骂最多的女儿，全天住在爸爸家里照顾他。

后来，爸爸再不提他小时候那些事了。那些让他纠结一生的故事，在他破碎的记忆里明灭闪烁，终于彻底堙灭。到了这时候我才惊觉，爸爸的记忆，其实就是我们家族的历史，那些我们以为理所应当的日常，并不是原该如此。

这让我无法释怀，又让我无所适从。为什么不在爸爸还清醒的时候，耐心地问一问、听一听呢？是忙，挤不出时间和心思。也是不以为然，以为祖上既没有高官厚禄，也不是书香门第，有什么好记好问好炫耀的。有些事，只能等。亲身经过了生活的种种碾压，到了今天，我们才有能力去承接、有胸怀去容纳、有强悍的心去直面巨大深远又残酷的命运。而错过的，也就错过了。

安家费

据《家谱》记载，康熙五十年，一对叫张耀、张武的兄弟为避战乱，来到吕梁山脚下的南午芹村，至今已三百多年，我们这一支是张耀的后人。而我对家族的记忆，是从爷爷辈开始。

爷爷兄弟八个，他排行老六。大约在他出生前，家境尚可，后来渐渐没落了。从兄弟几个的名字看，大爷爷叫毓昌，二爷爷叫毓温，三爷爷就不按毓字排名，叫成了申旺，然后四旺、五旺，再后是顶立、小利。明显可以看出父母对孩子的起名越来越潦草。爷爷的名字更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，名叫甲寅。小辈们称呼他的时候，也不像称呼他的兄弟那样，按排行叫几爸，而只喊他“爸”，对奶奶，他们喊的是“东厦嬷”。

这个细微的差别，既是一种习惯被打破之后的妥协，也是一种秩序被颠覆之后的容纳。爷爷三岁那年，被城里一家当铺老板收养。据说，当铺老板有个凶悍的老婆，因婚后多年无子，她一直想把娘家的侄子过继给自己，但老板不同意。在爷爷之前，他们已经抱养过两三个孩子，都因为种种原因又给退回去了。爷爷到了新家，养父待他虽好，但常年在外做生意，跟着不喜欢他的养母，从小做东做西，也没有少吃苦。到了读书的年纪，养父舍得出钱供他，养母却想尽办法打发他去干活，也没有读出什么结果。终于熬到娶妻成婚，就自己做点小生意过活。

平静的日子在他十七岁的那年冬天起了波澜：村里盛传爷爷到县衙把养父告了，告他虐待自己，要与他断绝父子关系。这怎么可能呢？养父是他在这个世界难得遇到的一点温暖，这一定是谣传，是误会。爷爷立即进城找到养父。不料，见到的是养父的吞吞吐吐、欲言又止：“你本姓张，家在南午芹的老槐树下。那里是一大家子，都是亲的，还是回去吧。”原来，是养父以他的名义把自己告了，是真的要与他断绝关系。

很多年以后，爷爷才知道，是养母要赶他出门，为的是把娘家侄子过继为子，养父无奈之下提出给他一笔安家费，也遭到养母的痛骂。于是，养父亲笔写了一份诉状，以养子的名义把自己告了。支付280块银元，断绝父子关系的判令，使养母大为恼火，但也无可奈何。

“父子一场，想不到有今天。拿这些钱先置地买房，再做点小生意吧。好自为之。”也许，养父以为他回到亲生父母身边，是最好的归宿，爷爷自己，却是忐忑的，他不知道仅凭一点血缘，能否弥合十多年的情感空白。奶奶也曾提出落户到自己的娘家村里，但奶奶也是从小失去父母的可怜人，她的奶奶告诉她：“外来户，不好过。还是回自己家去吧。”

回到家里，迎接他们的，是一双双白眼和一番番闲话。那时，爷爷几个兄弟一大家子几十口人还没有分家，他的四哥当着家，守着几亩薄田，眼看一下子又要增加几口人，哪里会有好脸色。于是爷爷拿出了那些银元，他心里，是想以此换一点亲情和立足之地吧，毕竟，这些钱在当时买十多亩地五间房一头牛还有余。但这些钱，只换来一间小东厦，冬冷夏热。后来孩子多了，大了，住不下，只能住在人家的马房里。

好在南午芹是个商贸古镇，店铺林立，作坊众多。爷爷在集市上摆摊卖金糕、卖羊汤，挣的钱全部交给他的四哥统一管理。奶奶和几个妯娌轮流料理饭食家务，迈着缠过的小脚整天不得闲，却还是免不了被排挤，受些闲言碎语。管家的四奶奶自己只有一个儿子，而我奶奶有五男二女，四奶奶就常常有意无意地在外面讲：“龙生生一子，猪生生一窝。”我的奶奶心灵手巧，能用简素的食材做出美味的饭菜，也能用细密的针脚给粗布衣服打上几乎看不出来的补丁。但她最擅长的，还是忍耐。在家里，她忍受爷爷的暴躁，一次，爷爷甚至轮起一只小板凳，把她额角砸出了血。在外面，她忍受别人的白眼和闲话，甚至为着这闲话，把出生不久的我的五爸仍到火燎坡，后怕被人举报又捡了回来。

父母忍气吞声地生活，也要求自己的孩子听话懂事、不惹是生非。我的大爸生的眉清目秀，白白净净，从不在外面惹事，就是受了欺负也是跑回来才哭。这样的家庭却养出了我爸爸那样天不怕地不怕的孩子。一次，大爸被别的孩子骂了，骂的很难听，回家后一个人在那儿哭。我的爸爸，看不惯自己的哥哥那么懦弱胆小，但更不愿看到哥哥在外面受欺负：“骂啥了？”“骂我们是野种。”“那你哭啥，走。”爸爸拉着他的哥哥去“报仇”，与那几个骂人的打起来了，大爸不仅不帮忙，还趁他与别人交手的时候偷偷溜回了家。爸爸鼻青脸肿地回到家，又把大爸打一顿。爷爷气得骂他“逆子”，抡起笤帚就打，但笤帚打散了，爸爸仍犟在那里，不跑，不躲，也不服软。

背炭娃

背炭娃 真恓惶

　　黑地半夜摸不着

　　深一脚 浅一脚

　　脚勾斗（脚趾头）绊栽了寻不着

　　十冬腊月冷哩就多

　　西北风就在你外脸上割

　　腰里别一外板板乃馍（玉米面做的死面馍）

　　冬凉茬茬得咱就着

　　背炭娃 真恓惶

　　死人背得身上搁

　　窑上轻 路上重

　　一步一步就往前挪

　　背炭娃 真恓惶

　　黑脸白牙红眼窝

　　爸恓惶 母恓惶

　　说不下媳得我娃你先等着

　　背炭娃 真恓惶

　　取命里北山就一股劲上

　　一股劲上 没法得活

　　我屋里有一口搭不起的锅

这是北山脚下流传的民间小曲，不知起于何时。与我爸爸年纪相仿的原艺文老师，对它进行了整理充实。原老师也是北坡上人，他未必去山上背过炭，却一定是见过不少背炭娃的。

北山属吕梁山脉，自西往东，蜿蜒在河津境内的每一座山峰，其实都是有名字的：龙门山，紫金山，双峰山，马鞍山，黄颊山，姑射山……但世代居住在山脚下的人们，一律称之为“北山”。据专家考证，初唐四杰王勃和他的祖父王通、叔祖王绩都曾在此隐居。王勃自不必说，他的祖父王通，隋末大儒，《三字经》里面提到的“文中子”，在此授徒讲学，受业者以千数，时称“河汾门下”。开创了贞观盛世的名臣姚义、薛收、杜淹、房玄龄、魏征、陈叔达等，“皆从受王佐之道”；王绩，王通的弟弟，一生三仕三隐，是初唐五言律诗的奠基人，其创作的《野望》是现存唐诗中最早的一首格律完整的五言律诗。

这些古老的先贤故事，当年的爸爸是不知道的，牵着家里唯一值钱的那头跛驴，十多岁跟着别人上山背炭，他只知道，一路上要踩着前面的脚印拼命赶，不敢停，不敢歇。因为一个孩子、一头跛驴，一个弱、一个残，常常是落在队伍后面的，敢停一会、歇一下，一旦落了单，没人帮着，他一个人既不能把炭篓搭上驴背，也不能把自己背上的炭筐背起身。在窑上装炭的时候，一心想着多装一点是一点，但人小力弱，而背上的炭越走越沉。深一脚，浅一脚，年少的爸爸怀着落后的恐惧，在幽暗险峻的百十里山路上一步一挪，至多，是把炭筐靠在崖上喘口气。十冬腊月，西北风刀一般割在脸上，别在腰里的“板板乃馍”，冻出了冬凉茬茬，仍照吃不误。

背炭娃的恓惶，流传成了民间小曲；爸爸的恓惶，却只有那头跛驴知道。爸爸对驴的感情，是从那条漫长的背炭路上开始的，那头跛驴不发一言的陪伴，一定无数次温暖和安慰了正在成长的少年。后来的后来，爸爸已经五六十岁，在菜市场门口，人们纷纷嘲笑一个拉着驴车卖菜的摊贩，因为有人要出1000块钱买他的驴，他不愿意，说：“养得久了，舍不得。”“你卖上1000块，再买个三轮车还有剩的，这驴再养就老得没人要了。”“养得老了我就把它埋了，也不让人把它杀了吃肉。”周围的人“哄”地笑起来，仿佛看到了一个可笑的傻子。爸爸却站出来说：“埋了对着哩，哪哪非要吃一块驴肉。”人都说“天上龙肉，地上驴肉”，但爸爸是不吃驴肉的。

把炭背回来，还得卖出去，才能变成钱，或粮食。平时日子已经过得艰难，逢年过节，更是难以跨越的关口。一个风雪交加的除夕，爸爸背着百十斤的炭布袋，在附近的几个村转到了下午，还没有卖出去一斤。谁都知道，到了这个时候，有钱人家早就把炭买下了，没钱的，拿什么来买呢？可是爸爸已到了山穷水尽处，他不能回去，家里十来口人还指着这些炭换粮食过年呢。

天快黑的时候，终于有个人走过来，说要炭，让爸爸把炭背到他家里。看得出是个富裕之家，炭堆是满的，屋里飘出煮肉的香味，院子里献祭的桌子、香炉都已摆好。爸爸满心希望，背上沉重的炭可以换回过年的米面，待他把布袋放到炭堆上，却听到了一个低到让他心惊的价格。那个人胸有成竹地笑着，说：“能行就行，不行你可把你的炭背走。”爸爸望了望他的笑脸，然后憋气，弯腰，低吼一声，重新背起了他的炭布袋。

晚来天欲雪，正是文人骚客围着红泥小火炉，捧着绿蚁新醅酒，吟诗作赋的好时光。爸爸依然在沿街叫卖。后来，在我们读童话《卖火柴的小女孩》，背白居易的《卖炭翁》时，爸爸讲了这件往事，几乎掉了泪。他的吆喝声没有引来买主，却引来了他的已出嫁的姐姐。原来，不知不觉间他已经转到了大姑所嫁的村。爸爸曾不止一次地说过，他最对不起的就是这个姐姐。因为营养不良，他三岁才会走路，这个姐姐就抱了他三年。后面我的三爸也是三岁才会走路，这个姐姐就又抱了三年。仅这两个兄弟就耗去了大姑六年的光阴，更不必说身为长女，种地，纺花，织布，做衣，纳鞋，做饭，照顾弟妹，哪一项都要她的双手去帮衬着，才能勉强维持。

风雪交加中，这对贫寒的姐弟，说了些什么？50年后，爸爸轻描淡写的叙述：“姐姐对着我大哭，说，都这个时候了，有钱人家早就把炭买下了，再这样转下去非冻死不可。她让我先到她家暖和暖和，拿上点麸面回去。我没去，也不要她的麸面，坚持要把炭卖了再回。姐姐气得大骂，然后自己回家给我拿了个窝头。”为什么要这么固执呢？爸爸说：“家里穷，孩子多，姐姐只上了一年学就不得不回家干活、带孩子，可姐夫是个大学生，我不能让姐姐再为娘家的事为难。再说，一大家子等着，我不能让他们守着一口空锅过年啊。”就这样，一直走到天黑，脚下的雪打湿了鞋子，爸爸已经背不动他的炭布袋了，蹲在一个墙角，歇着，也抱着一丝渺茫的希望绝望着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他看到对面一户人家的门开了，一个瘦高个的老人走出来，爸爸几乎是本能地站起来，跑过去，急急地问：“伯，要炭不？”那个老人吃了一惊，打量了一会，终于明白了怎么回事。他有些为难地对爸爸说：“你看，我没有钱，也没有多少粮食，你要是愿意，我给你一袋红薯吧，先过了年再说。”就这样，除夕之夜，爸爸背着一袋红薯回了家。“那一年的春节，我们就是靠着这一袋红薯才没有饿死。”虽然奶奶变着花样做了一次红薯宴，爸爸却从此不吃红薯了。

愚 人

刚上初中没几天，爸爸就向他的老师申请退学。

老师虽然难过，却也没有惊讶。那个时代，一个十五六岁的男孩子已经是个壮劳力了，在父母眼里，学会了记账和写字，就足以安身立命，养家的担子也要承担起来了。“男娃不吃十年闲饭”，况且已十五六岁。

“是你父亲要你来的么？”老师问。

“是的。”很快他又补充了一句：“我要上山背炭。”

“你也愿意吗？”

愿意吗？不愿意又能怎样？家里的确困难，父亲又是那样固执的人。

“你现在退学实在太可惜了。我去和你父亲说。”

老师马上就要出门去找父亲，爸爸急忙拉住他：“老师，没有用。他说不管你同不同意，都不让我上了。今天，我就是来和你告别的。”

是啊，老师这才想起，他的同不同意的确是无足轻重的。那么，又有一个孩子要退学了吗？老师似乎也没有了办法，爸爸便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，要告辞了。

“哦，等一下。”老师突然有些兴奋地问，“你自己还是很想上学的，对吗？”

“对。”

“那就好。我想到了一个办法，你既不用退学，也可以暂时应付你的父亲。你先办一个休学的手续，等过一段，再设法回来上学。”

啊，还有这样的办法！爸爸高高兴兴地去办了休学手续，然后回家告诉父亲：“我退学了。”爷爷很满意。不久，老师就到家里来了，劝爷爷让孩子继续读书。可是任他怎样引古论今，爷爷就只一句话：“穷人家的孩子，读那么多书没用。”

老师气得斯文扫地，指着爷爷只有一句话：“你是个愚人。”临出门，还忍不住回头大喊一声：“愚人。”

以后，每次遇见爷爷，老师都要喊他“愚人”，爷爷也不生气。都是本村的，他知道老师是为孩子好。可他也是替自己的孩子打算啊，那么大的娃了，整天捧着本书，以后肩不能扛，手不能提，怎么活人呢？所以，老师照样生气而无奈地喊他“愚人”，他也照样恭敬坦然地回应老师。

只是爸爸的心里，那点复学的念头，渐渐黯淡。眼看一年过去，爸爸甚至打算放弃了。老师却托人捎信，让他到学校一趟：“看来，你父亲的工作是做不通了。如果你还愿意上学，不怕吃苦，我倒另想了一个法子。”

“只要能上学，我什么苦都能吃。”爸爸说这话，是有底气的，他从小是个背炭娃。

“学校缺个杂工，每天就是担水、扫院、敲钟，开学的时候帮老师到县里买书。你要是能干，可以顶学杂费，就不用向家里要钱了。”

“老师，我能干好。”

“那你明天早上来，跟几位老师去买书。”

回到家里，爸爸偷偷把这个消息告诉奶奶，求她为他瞒着父亲，继续着他的读书生活。为不让爷爷发现，平时，他要起早贪黑把该干的活干完，还要让同住在马房里的三爸给他打掩护；每逢星期天、节假日，他要比往常背更多的炭；遇见在大街上摆摊的父亲，他就悄悄地绕道走。断断续续，终于坚持到了中学毕业。

“小时候不知道愚人的愚就是愚蠢的愚，还以为是我们土话说的毛驴的驴哩。还纳闷驴人是什么意思。”五十多年后，爸爸提起当年恍若昨日，他称老师为恩师，说，“要不是老师，我哪有机会上学、工作。”这位老师，名叫支彦芳，曾担任傅作义将军的副官。每当想到一个曾经的军人，能那样斯文，在气极的时候，只是指着大喊“愚人”，同时又能那样柔韧，不惜委蛇辗转，去扶持一个贫寒少年，就不禁怀念起那个我没有经过的年代，和那些我没有见过的人事。

这样不求回报的帮助，像遗落在沙滩上的碎金，闪烁在爸爸穷苦的少年时代。在《陈忠实自选集》里，我看到了几乎同样的故事。也是一个十多岁的少年，也是因为家贫不得不申请休学，也是一位老师无奈而一再的挽留：

“不休学不行吗？”

“不行。”

“亲戚全都帮不上忙吗？”

“亲戚……也都穷。”

“可是……你休学一年，家里的经济状况也不见得能改变，一年后你怎么能保证复学呢？”

“我信心十足地告诉她我父亲的精确计划。老师，没关系，我年龄小。”

于是，老师终于落笔填写了公函，叮嘱道：“装好，别丢了。明年复学时拿着来找我。” 学生拿了休学证书要走了，她特地跟上他，一直送到校门外，再次叮嘱“别把休学证书弄丢了。”然后说：“我同意你的打算，休学一年不要紧，你年龄小。”

只有饱尝过人世沧桑，才能体味出这平平常常的话里，蕴藏着怎样的痛惜和慈悲。像作者后面说的，“我1962年毕业恰逢中国经济最困难的年月，高校招生名额大大减少，我们班剃了光头，四个班也仅仅考取了几个人，而上一年我们学校有50%的学生考取了大学。”所以，有着精确计划也如约依照计划让他复学的父亲，直到弥留之际，还对此耿耿于怀：“我不该让你休那一年学！”

谁能知道，自己的命运会在哪里转折呢？怎么会那么碰巧，在不得不休学的一年里，就发生了“错过一年……错过了20年”的事呢？老师只是不忍心看着贫寒的少年孤独地与命运搏斗，他们愿意与自己的学生结成同盟，将残酷的生活撕开一条裂缝，让那条前途未卜、希望渺茫的路，多一点阳光、爱和温暖。

爸爸年近七十的时候，还坐着长途车去参加老师的葬礼。我们知道了，说他：“你告诉我们，我们去替你上礼就好了，你自己去多让人担心呀。”他说：“你们替不了。”替不了，是因为“一日为师终身为父”，是因为那是最后的也是最郑重的一次告别，怎么能让人替他“上礼”就算了呢？当他以年迈的身躯，在老师的灵前行跪拜大礼，老师的子女惊诧地互望，因为谁也不认识这个老人。他们扶起他，小心翼翼地问：“叔叔，您是？”“我是你父亲的学生，没有他就没有我的今天。”

上火、牙疼是常事。人家遇到这些，是急着买药打针，爸爸不去，他会转身找出一块黄连，切下一片，泡水喝。

尝过一口，苦不堪言。

是因为爸爸吃过层层加码的苦，对于苦难的忍耐力也成倍增长？还是因为我们，对苦的敏感度太高？仿佛生活的一个隐喻，说不分明。

爸爸断断续续半工半读地上完了初中，在村里劳动。年轻，不惜力，有头脑，又能承当，还有点文化，自然受欢迎，很快成了大队的团支书、大队支书。后来到厂矿到乡镇到机关，无论干什么，都不肯落于人后，也都不落于人后。退休多年之后，村里还有人念叨，想把他请回村里主持工作。爸爸谢绝了，但也不掩饰心里的自豪，对我们说：“当年我在村里，创办了全县第一家耐火材料厂，村民的工分全县最高。”无论做什么工作，都要拿得起、放得下。这是爸爸对我们的要求，他自己在工作中的“硬”更是有口皆碑，但给我印象最深的，却是他的“软”。

还是他在乡镇工作的时候。一次，一位大队支书找他，说干不了，不干了。原来，计划生育一票否决，这位支书带着一帮计划外怀孕的妇女去计生委做手术，结果，那些妇女还没怎么样呢，这位支书先抱着头哭了，“这活还怎么干”。问为什么？“心疼啊，我一辈子没孩子。”爸爸先是要批评的，听到这里，只是拍拍支书的肩膀，说了一句：“都是人嘛。”都是人，所以能够理解，能够同情。

那时，他人到中年，虽然依旧要强、争先、雷厉风行，但已不像年轻时那样一往无前。每次回忆爷爷，都要自我反思：“当年为了上学，我在巷里遇见你爷爷要绕道走；成了大队支书，你爷爷见了我就躲。为什么？因为我‘要割资本主义的尾巴’，你爷爷却要担着他的货担子走街串巷。一次被我碰到了，当街把他的货担子折断。现在回想起来，还是你爷爷思想先进，和邓小平一样，早早就认识了市场经济。”

有的人受过苦，就觉得凭什么我受你不受？有的人同样因为受过苦，却不愿别人再受一遍。也许因为自己“苦”出身，是从最低的基层一步步干起来的，他对普通人总是抱有最深的宽容和善意，尤其对那些虽然贫困却有志气的年轻人，只要力所能及，总愿意伸出援手。曾经有一个大学生，拿着两斤绿豆来找爸爸。这个大学生与他素不相识，刚毕业等待分配，还没有找到接收单位，听说爸爸是邻村的，又是一个单位的“一把手”，就冒冒失失找来了，自己也没有想到，事情居然这么顺利就解决了。

妈妈生的那一场大病，是一个转折点。在此以前的爸爸，是强硬的，从容的，无所畏惧，仿佛万事都能迎刃而解。妈妈病了整整十个月，从家乡到北京，是爸爸一个人在前面撑着。那时，我的孩子不满一岁，弟弟妹妹还在上学，爸爸一直给我们说，妈妈得的是“脑膜炎”。当我把孩子托付给一位阿姨，匆匆感到北京的时候，来车站接我的叔叔才告诉我：“你妈妈的病不好，你要有个思想准备。”一直藏在潜意识里的噩耗，在这一刻被证实，几乎不需要他说出“脑膜癌”三个字，我的眼泪已喷涌而出。在忍受了种种艰难、痛苦的治疗之后，妈妈还是撒手去了。当时，小妹正上高三，弟弟正上初三，爸爸把我们召集到一起，说：“你妈妈不在了，咱们家的天就塌了。以后能不能再站起来，就看你们是不是走在正路上。”

从这句话里，我听出了爸爸的疲惫、焦虑和无力，有些担子，他担着有些吃力了。因为给妈妈治病，亲朋好友资助的每一笔钱，爸爸都让我记在一个本子上。他的工资除了供弟弟妹妹上学，全部存起来，一笔一笔还账。有的叔叔阿姨不让还，说：“这是让你救命哩，又不是给你放账哩，还什么还。”但爸爸有自己做人的原则，不愿欠账，更不愿欠“人情债”。就在这时候，有个多年不曾来往的亲戚找爸爸借钱，说要给儿子张罗结婚。爸爸是真没有钱，但那个亲戚不相信，一个劲地说，“你干局长哩么，这点钱还没有？”

平生第一次，我看见爸爸勃然大怒。这个亲戚也太自以为是了，他以为“干局长的”一定会有非分之钱，却不知道在爸爸这里，连非分之想都是不能有的。妈妈去世之后，他多次申请提前退休，很多人包括他的领导都不理解。爸爸说：“我的孩子14岁没了妈，除了我没人管；要管娃，就不能全心工作，干不好不如让给更好的人干。”他认为干好工作是天经地义的本分，不敷衍，不迁就，也不恋权。当年为方便照顾生病的妈妈和我们上学，爸爸就不惜从一镇之长调到一个副科级单位。别人说他是“驾辕的骡子，拉个拉拉车”，意思是大材小用。这既是实情，也颇有点嘲笑的意味。对此，爸爸只有一句话：“干啥不是为人民服务。”

别人听了可能以为是唱高调、说大话，但我知道，这是爸爸的真心话。他一生饱经风霜，却在某些方面，永远葆有天真的、理想主义的浪漫情怀。有人退休以后会失落，会抱怨，难以适应今非昔比，爸爸却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满满当当。不论住在哪里，每天早上，都要把楼道打扫得干干净净，遇到乱扔垃圾的，不管人家爱听不爱听，都要说几句。数十年如一日的坚持，让大家相信他，也尊敬他，连那些上幼儿园的小孩子见了他，也会大喊“爷爷、爷爷”，帮着他捡起地上的塑料袋。爸爸很高兴，说：“娃娃嘛，见啥学啥。你把环境搞好了，娃见你比见了他亲爷爷都亲。”等他有了自己的孙女、孙子，爸爸每天接娃、送娃、给娃做饭，真是按时按点，分秒不差。把孙子送到学校后，自己就去老年大学学书法，数年如一日，爷孙俩一个是优秀学生，一个是模范学员，互相鼓励，互相佩服。有人同情他的辛苦，他还莫名其妙：“国家每月给你发退休金，是光让你吃饭的？不就是让你培养好接班人嘛。”

孩子渐渐大了，坐在自行车后面脚都挨到地了，不想让爷爷接送了，我们也劝他不用去了，爸爸却有自己的主意：“路上车多，几个娃厮赶着，在路上打打闹闹危险哩。”没想到，爸爸自己却在接孩子的路上被一辆工具车撞了，孩子当场从后座上甩了出去，他自己也被拖了十几米。因为是中午下班时间，路口人很多，肇事司机想跑被周围群众拦住了，有人把车钥匙拔下来交给了爸爸。 等我们接到消息赶到医院，医生正准备给他拍片子，可是爸爸的左半身几乎动不了，半天上不了检查台。
“还是报警吧，”看着爸爸疼痛难忍，妹妹说道。

“检查一下，没事咱就回去了，报什么警，兴师动众的。”

“那就先把肇事车扣住，免得他把车开走咱连人都找不到。”妹妹一边说一边狠狠地瞪了一眼身边一言不发的肇事司机。

车钥匙就在爸爸身上，他却死活不给我们，还教训妹妹说：“不要因为在法院呆久了，遇事都往坏处想，这娃也不愿意出事嘛。命在骨头里哩，只要骨头没坏，你爸就死不了。”
万幸的是，因为有书包垫着，孩子没事。爸爸也没有骨折，医生建议住院观察三天，输点液消炎止痛，爸爸却执意要回家，谁也劝不住，只好拿了两盒跌打丸和消炎药回家。临出门，爸爸对肇事司机说：“小伙子，今天算是有惊无险，以后可要遵守交通规则，不能开那么快，出了事你担当不起。”肇事司机点点头，开了口：“不了，再不了。”
回到家，面对我们对他不肯住院的抱怨，爸爸说：“你们不看那个小伙子可怜吗？他是给人家开车送货，家里条件能好到哪里？出了这事，也不敢让老板知道，才21岁，就那么一个人硬扛，不容易啊。”

“你就容易吗？”一向能言善辩的法官妹妹气得笑了：“受伤的是你呀，这可倒好，你先可怜起人家了。再说，要不是今天人多，他还不早跑了，这样的人也值得可怜！”

“他不是年轻嘛，谁年轻的时候不犯点错。”

如今，父亲已是耄耋之年，孙女都上大学了，孙子也上高中了，实验小学早已没有他要接送的孩子了，但他依然风雨无阻地要去学校接孩子，一天不拉。而且随着阿尔茨海默症越来越严重，他去学校的次数更频繁了，从一天四次到五次六次，甚至刚到家又要走。有时，为了让他忘记接孩子的事，我们劝他和街口的那些老年人一起坐坐、说说闲话，他不愿意：“你家长他家短，不爱说那些，也不爱听。”那时候，他是清醒的。有时，楼下的邻居问他：“你二女给做的啥饭？”他立即要争辩一句：“我自己做的嘛，连累娃都干啥，人家各有各的屋哩。”那时候，他是糊涂的，但即使糊涂，他也顽强地保持着自己的底线，那就是不愿连累子女。

去年，因为实验小学搬家了，爸爸找不到学校，硬是一路打听着找过去的；还有一次，因为居住的小区进行整修，爸爸站在楼下却找不见家了；我也不止一次在他常走的那条街道上，遇到惶惶然不知道自己要去干什么的爸爸；也有相熟的朋友、同学遇到爸爸在街上问路，给我们打电话让接人……每次想到曾经那么要强不屈的人，也到了不得不屈服、不得不依赖人的时候，甚至因为病情发展，还会步入更加不堪的晚景，就喉咙一紧，眼睛一热，非常无力非常难过。可是我们也不再徒劳地阻止他去学校接孩子了，也许，在他破碎成片段的记忆里，那个学校依然有等待他的孩子，他依然是那个被子女、被社会、被世界所需要的人。我只虔诚地祈祷：爸爸曾经伸出的援手和付出的善意，会在某个晦暗的时刻，照亮他回家的路，就像当年他喝过的黄连水，苦过之后，是平常安宁。